若向中国老百姓提问，最有名的中国古画是哪幅？多数人恐怕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不一定人人亲眼看过原作，但无人会否认它是中国古画在大众场合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幅。

　　这是一幅被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一致认定为非同凡响的画：工笔，鸟瞰式全景，散点透视，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大至原野、河流、城郭，小至一个角落、摊点，人物神情、服饰、旌旗上的字，皆清晰可辨。若追问画的历史，里面有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答案。

　　1127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被卷入金人地区。1260年，元朝建立后，它被秘密收藏，由官府到民间，从云南的大理到江苏的昆山，辗转于达官贵人和书画商的手中。1799年，作为被没收的家产，它被收入清宫。1911年，溥仪先是以赏溥杰为名，将图和一些珍贵书籍运到宫外，存在天津租界的张园。1921年，由天津转往长春伪满皇宫。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国，这幅画就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面临战败，溥仪和日本人一起出逃，他带上了一箱国宝，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当溥仪乘小型飞机逃至沈阳准备换大飞机时，被苏联红军截获，当时的苏联政府接手了这批珍宝。（另一说是溥仪出逃，伪满皇宫失火，有人进去抢劫，然后这幅画流散到通化，被解放军干部张克威收集到）总之，这批珍宝，以及这幅画最后到达北京的故宫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宝，使后人有幸一睹。在它重现人间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必须提到，他就是文物收藏家郑振铎。

　　一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曾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为福建长乐。祖父当年以幕友身份，离乡去了温州，其父后也为苏州县衙幕僚。郑振铎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靠做女工，在温州抚养郑振铎和他的两个妹妹。由于家中拮据，1917年，母亲让郑振铎投靠在北京外交部做签证官的叔父。在北京，郑振铎考上了交通部所属的铁路管理学校，只因那里学费低廉，就业前景较好。课余时间，好学的郑振铎常到附近基督教青年会的小图书馆看书，在那里遇上了瞿秋白、许地山和耿济之等。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在他们的影响下，郑振铎也接触到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开始试译，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俄国戏曲集》。

　　不仅喜爱文学，年轻的郑振铎也关心社会，热衷创作。五四时期，他曾作为福建学生领袖，率领学生参加游行，组织“救国演讲周刊社”和“新学会”，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和《新学报》，发表关于新文化、妇女问题和艺术问题的文章。1919 年，他发表的诗歌处女作《我是少年》，收进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选集，后被赵元任作为新诗教材，亲自朗诵，灌成唱片。1920年，郑振铎发表在《晨报》上的小说《惊悸》《平凡地毁了一生》，传达出他的“血和泪”的文学主张。1921 年，他参与组织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来今雨轩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他们出版新诗合集《雪朝》，宣传自由白话新诗和人道主义思想，通过改造《小说月报》，创办《文学旬刊》，宣传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学作品，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郑振铎被分配到上海火车站，做了一个月的挂钩员。文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郑振铎选择离开铁路。他先是担任《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后经沈雁冰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当了编辑。192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接替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在郑振铎的一生中，编辑是他重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很多刊物的编辑。在燕京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和教授期间，他和巴金等人创办《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再如《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等。20世纪30年代为生活书店编辑了大型的介绍世界文学的刊物《世界文库》，参加了赵家璧主编的大型书系《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等的编辑工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因长期担任主编，经他培养的著名作家不少，如老舍、巴金、巴人等。丰子恺的插图画也因他的赏识而闻名，丰子恺在他的帮助下出版第一本画集《子恺画集》，中国有了“漫画”之名。郑振铎还做过许多翻译工作：1920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就是他。俄罗斯托尔斯泰、阿志巴绥夫、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以及罗马神话传说，也是他较早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翻译的印度泰戈尔诗集《飞鸟集》《新月集》等，引发出冰心及众多文学青年对小诗的爱好；此外，他还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的童话《列那狐的故事》等。

　　除了做编辑，翻译文学作品，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的文学生涯，不得不简要提一下郑振铎巨大的学术贡献。他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学问贯穿中西，打通古今。这样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1923年到1927年，郑振铎的黄金时代。他完成了两部学术著作《俄国文学史略》和《文学大纲》，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堪称独步。《文学大纲》4 册80余万字，用综合与编年的方法介绍世界文学的发展情况，列举并阐释各国文学名著，配有大量精美的世界名画做插图。此时，他还写了十多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编选了一部从唐至清代的文言与平话小说集《中国短篇小说集》，3卷5册。1931年到1935年，郑振铎又完成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80万字，把向来不列入正统文学的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平话，明、清的弹词、宝卷等，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进去，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1936年，郑振铎完成了《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全书37万字。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对俗文学提出明确的概念，并按文类进行论述，1938年出版。

　　二

　　郑振铎的工作与生活，离不开书。除了译书、写书、编书、出书、教书，寻书、守书、藏书也成为郑振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一个关于郑振铎寻书的故事，可以记入史册。唐诗、宋词、元曲，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可是留存下来的元曲并不多，明代选家臧晋叔的《元曲选》，所收杂剧不过百种。近代罗振玉和王国维从黄尧圃收藏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新发现17种。心细博学的王国维在杂剧的书签上，看到有“乙编”字样，他推断，元杂剧应该不止这些，可能还有甲编或丙编。这一推断，成了后来郑振铎的寻书路径。

　　1929年，从欧洲回来不久的郑振铎，一天偶尔读到藏书家丁初我的《黄尧圃题跋续记》及附诗，他立刻判断作者所讲的书，就是王国维所阅的那套甲编。于是他兴冲冲赶去苏州找丁氏，得到的答复却是：该书只阅了三天，已还。郑振铎不死心，去常熟找藏书楼，可是藏书楼已化为废墟。接下去的8年，郑振铎四处打听，费尽苦心，终于知道了32册的下落。一得到消息，他立马联系暨南大学同事，七拼八凑，凑齐1000元，准备托来青阁的书店经理替他买下。书店经理此时又透露好消息，另外半部在古董商孙某处，约2000元可以买下。等到第二天，郑振铎再去书商处，得知孙某已抢先一步，900元收购了32册。郑振铎这时非常担心书的去处。于是，他请来朋友周旋，孙某最终同意以万金销售。郑振铎为此又向教育部及北平图书馆馆长请求帮助，终于用9000元购下这套包含了64册242种杂剧的戏曲宝库《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郑振铎为何会为这些古籍担忧？一方面，他在大学当教授，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古籍，传承祖国的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战争期间的郑振铎，读到过一则路透社华盛顿电文，其中谈到：许多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已纷纷运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购千册。将来的中国，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相似，国家陷入没有文化的历史黑暗中——这就是郑振铎所担忧的。抢救国家文化遗产，郑振铎竭尽全力，有时全家半个月的伙食费都被他拿来购书。尽管他也知道依靠个人力量购买古籍，保留中国文化，也是杯水车薪。何况战争中无情的炮火，曾把他辛苦搜集来的藏书毁于一旦。但是，古籍代表了国家曾经的文明与文化的荣光，为了有更强大的力量保护古籍，郑振铎联合同处孤岛的张元济、张咏霓、何炳松、张凤举等文化名人，给重庆的教育部发电报，征得政府同意后，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大规模地抢救古籍。据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所写，“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这期间，为了守住这些书，郑振铎还有过四年隐姓埋名、离家独居的日子。白天，他化作一个文具店职员，拎着公文包装作上班的模样，实际上他是在孤岛，孤独地守着这些古籍，默默地进行整理，写下大量的题跋。“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寻书不易，守书也不易。

　　了解郑振铎藏书的朋友知道：郑先生的藏书不仅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十分注重质量，罕见的善本书籍大都搜集。从诗经、楚辞到戏曲、小说、弹词、佛曲、魏晋南北朝及唐人文集、清人文集、明清史料、考古等收藏，都有独到之处。其藏书之细，仅《西厢》的明刻本，就有十四五种之多，如万历刻王骥德校注的《古本西厢记》、李卓吾批点的《西厢记真事》、黄嘉惠本《董西厢》、凌蒙初朱墨套印本《西厢记》等，都属绝版收藏。其藏书之广，用郑振铎自己的话说，在1940 年春到1941 年冬期间，两年间搜集的书，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郑振铎依靠自己与朋友、国家的力量，使残剩的古籍在烈火中涅槃。

　　不仅收藏书，郑振铎也收集了大量的画。他编过《宋人画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依靠自己收集的大量版画，写下《中国版画史》，堪称中国美术史界的一大收获。据专家介绍，明代版画是郑振铎收藏图籍中的精华。他收藏有万历本《玉簪记》、李卓吾评本《琵琶记》、万历本《目莲救母劝善戏文》、富春堂刻本《鹦鹉记》等书的插画，散曲如《彩笔情辞》《青楼韵语》《词林逸响》和万历本《南北宫词记》等，彩色套印的如《十竹斋笺谱》《程氏墨苑》《十竹斋画谱》《芥子园画谱》等书的图版，都是研究版画的重要资料。此外，明清著名画家和木刻家联手作品有明朝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清朝萧云从的《太平山水》《离骚图》等，也是极不易得的图籍珍品。中文考古书籍，凡有谱录、艺术、金石各类的书，都在搜罗之列。有关考古美术的书，收藏丰富，多为限版。有美英法日等国出版的《唐宋元名画集》《明清名画集》《白鹤帖》《泉房清赏》《南宋名画苑》《艺苑心赏》和稍后出版的《鸣沙余韵》《热河》等书，都是考古艺术研究的重要参考图籍。

　　郑振铎与鲁迅有着非常亲密的友谊，关系好到鲁迅会亲手抄写《醒世恒言》全目给他。二人间有过大量的通信，谈的是买画、选画、选纸、印刷等事项，那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两人合作编印过6册一套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

　　郑振铎还收集了大批陶俑。起源于1921年，他在逛旧书店时，偶然遇到几件精致陶俑，其中有唐三彩大马，当时他觉得价钱不贵，便买了下来。陶俑摆在家中，蓬荜生辉，所见者无不称羡。可是后来搬迁中，马碎了，这使郑振铎不时追念。1947年，为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郑振铎又搜集了大量古代器物的图书，集俑的念头再次萌发。此后，他搜集了许多泥人、泥马、彩陶人等，乃至不可收拾。其根本原因，仍是担心这些文化遗产会被人运到海外。1948年，郑振铎为这些陶俑编了一部《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照相制版。虽因各种原因，1986年才得以出版，但留在画册上的古陶，流传万代。

　　郑振铎去世后，有商人向他的家人，开出46万的高价收买他的藏书，遭到他的夫人高君箴及子女的拒绝。10万册古籍，从汉至唐代的600多件古陶，最终由家人全部捐献给国家。

　　据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被邀请到延安议政，与延安领袖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事务。当他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战后南方文物的保护问题时，在一旁的毛泽东主席听到，直接插话“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可见，郑振铎在沦陷区抢救古籍和文物的事情，已传到毛泽东那里。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教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任文物局局长。1953年，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学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即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部委员。

　　文物方面，郑振铎组建了当时最为精干的专家队伍，裴文中、张葱玉、徐森玉、夏鼐等著名的文物学家都加入其中。郑振铎还与专家们一道，制定文物保护工作条例，确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组建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制定方针任务。他走访各处纪念馆和名胜古迹，参与挽救濒临倒塌的赵州桥、八达岭长城、山海关等古建筑保护工程和云绘楼、永乐宫等搬迁工程。对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雕刻、壁画等，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要求古建筑以保存原状为原则，雕刻、壁画、塑像，绝不能损伤、涂抹等。他亲自动员藏书家将珍贵的藏书及古董捐献给国家，使《天工开物》等一批代表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高水准的书籍，公诸于众，为民共享。

　　因为热爱，所以担心。郑振铎热爱书籍，热爱文物，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文化，他担心炮火将它们毁灭，也担心它们外流，担心后人看不到先人的创造。他珍惜它们，像珍惜一个个宝贵的生命，所以后来还有《清明上河图》等文物的回归和珍藏。

　　《清明上河图》回到故宫后，郑振铎专门写过一篇《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荒郊野外，一棵棵的老树枯干矗立于田野中，可看得出其上有鸟巢，且似有栖鸦正在飞鸣。有草桥，桥下有流水。有一无人的小舟横在岸边。两个年轻的脚夫们，可能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一前一后赶着五匹小驴子，向城市而来……”他一个人一个人谈过来，一个景一个景看过来，谈得那么认真，看得那么细致，对典故的讲解和绘画历史如数家珍，各种人物神情、城乡风光景色的描绘，如在眼前，好像历史画卷真的在他手里缓缓展开，原本静止的世界生机勃勃。因为慧眼，艺术品获得永世长存。

　　文章写于1958年5月12日。半年后，郑振铎60岁。离生日还差两个月，10月17日，郑振铎奉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富汗，飞机经过苏联上空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灾难，机毁，人亡。（陈卫）

　　（摘自《闽都文化》201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