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两岸还处于紧张关系，国民党仍对台湾实施着戒严令，但刘耀增思乡心切，冒着风险托一名香港朋友带封信给位于大陆的老家。香港朋友又辗转找到另一位朋友将信送到了宿州。刘兴桂当年已经40岁了，全家仍在老家种地，突然收到刘耀增从台湾捎来的信，意外之余，但他终于放心了，自己这个弟弟还活着。

　　他们不敢想刘耀增当时到底有多么思念家乡，才冒着巨大的风险，给家里写了这封信，报告了他还活着的消息。

　　刘传书对刘耀增这个二叔在1966年寄来的第一封信没有什么印象，当年他才3岁，刚刚开始记事，他能够记得的是刘耀增寄来的第二封信。那是1988年，大陆改革开放已经10年了，台湾也在前一年解除了戒严令，两岸关系趋于缓和，这时家人收到了刘耀增寄来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刘传书至今仍能背出每一个字句：“爸妈，身体还好吗？儿名兴佳，号耀增，自从1948年离家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如今仍旧一个人生活，家里人还好吗……”

　　刘耀增在信中称呼的“爸妈”就是刘传书的爷爷奶奶，刘耀增离开大陆40年，他不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

　　回乡探亲

　　很快，刘传书代笔给刘耀增写了一封回信，把刘耀增父母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告诉了他。1989年清明节，刘耀增一个人回到了宿州老家。

　　那是刘传书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位二叔，“他穿着西装，气质跟我们常年在家种地的人不一样，身上有文化人的文气。”刘耀增那次跟大陆的亲人拍下了一张全家福。

　　那次回乡，刘耀增把他离家41年的经历讲了个遍，大陆发生的事他也时刻关注着，唯独没想到的是父母已经过世了。他回到父母的坟前，为他们磕了头，重新立碑。

　　当时的刘耀增57岁，仍旧单身。“二叔16岁走的时候就定了亲，他总想着过两年就能回大陆了，结果一直拖着。”刘传书介绍，刘耀增当时在台北一家酒店做账务管理，他回大陆探亲请了半个月的假，之后他就又回了台湾。

　　1994年的清明节，刘耀增第二次回乡探亲，那时候刘传书心疼二叔，家人集资为他在老家建了一处房子，希望他不要再回台湾了，想让他在老家安度晚年。那时刘耀增考虑到在台湾的工作收入还行，想要再回去挣点养老钱，“那时候二叔一个月挣的钱折合人民币六七千元，说是再攒点钱回来，我想着他可能是不想拖累我们。”直到2005年，刘耀增还在电话里说过，由于经济所迫，身体尚能承受，仍在工作。

　　家人打算把刘耀增接回老家

　　1998年8月，双方最后一次寄信，此后改为电话联络，所以家人并不知道刘耀增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孙辈的刘天真是90后，她从没见过刘耀增，只听过爷爷刘兴桂和爸爸刘传书讲过这位二爷爷的事，也读过刘耀增寄来的每一封书信，在她的印象里，这位二爷爷就是“那个孤独的老人”。

　　无论这次网络寻人能不能找到刘耀增的下落，孙辈们近期都会去一趟台湾，他们希望能把刘耀增接回老家来享受“天伦之乐”。

　　刘耀增与家人联系的书信中透露，他在台北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名为“大龙虾”的餐厅。12月17日，北青报记者联系到台北当地的派出所，工作人员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家餐厅，但由于当时并非营业时间，没能询问到刘耀增的消息。17日下午，北青报记者联系到“大龙虾”餐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之前曾见到过刘耀增这样一位老人，但不知道刘耀增的具体住处，“我会帮着打听，见到他就让他跟家人联系”。

　　得知海峡两岸的好心人都在帮忙寻找，刘传书连声道谢。他表示这次一旦找到刘耀增，就争取把他接回老家来安度晚年。文/本报记者 张香梅